公韩绛，字子华，其先真定人。曾祖某，某官。祖某，某官。考某，以忠义显于仁宗朝，至参知政事，谥忠宪（缺二字）生公于颍昌府之长社，今为长社人。公以父荫，补太庙斋郎，累迁大理评事。公少好学，及长益刻苦，攻文章，知名于时。庆历二年进士及第，名居第三，除太子中允、通判陈州。丁忠宪公忧，服除，召试学士院，除太常丞、直集贤院，同知太常礼院。有事于太庙，百官当入庙习仪，公曰：「习仪有赞唱登降之烦，而神主在焉，不敬，当徙他处」。诏就尚书省，著为令。迁开封府推官，赐绯衣、银鱼。男子冷清，自称皇子，言其母尝得幸掖庭，有娠，出而生清，都人聚观汹汹，吏收捕不敢急，一府惊疑，莫知所决。清止流近郡。公上疏引方遂诈称戾太子事，论奏甚切，天子遣中使独以问公，遂追清伏诛。迁三司户部判官。江南饥，诏公体量安抚，公论衙前役最苦，一当其役，或竭产破家，民至嫁母析居，以求分丁减等。公为五则衙前法，奏行之。发运司岁输信州盐三十万，漕不以时，水涸则寓旁近郡，而州配遣上户辇取之。盖信州上户千三百家，坐盐事破者八百家矣。公乃奏趣发运司以时输盐，遂绝其害。江南岁以贱价市缯纸竹箭及他物种种，民苦之，公乃令优其直，仍以户口多少为差。兼并之家，私有陂池溪湖而锢其利，公乃以均所近民，使众共之。信州官庄四百顷，以衙前四十人假官牛以耕，牛死，输课不已，人至破产。公减其课，召民愿种者予之。宣州守廖询不法，畏民讼其恶，馆公于深严。公觉之，命驾直入传舍，诉者果塞门，收治，询抵法。其所施设兴置甚多，民皆以为便。使还，除右正言。是时仁宗春秋高，国嗣未立，公上疏屡言之，退而焚其藁。诏除内都知王守忠判内侍省事，公言内都知判省，本朝所未尝置，卒罢之。道士赵清贶有罪，事连宰相，公奏请穷治，于是宰相与知开封府者皆坐谪。无几何，两人皆迁，公复争之，章累上，不报，家居待罪。仁宗祀南郊，道过公第，遣使问劳，除礼部员外郎，赐三品服，纠察在京刑狱、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、同修起居注。召试，知制诰。选人刘抃改大理寺丞，公言抃以术数游公卿间而改官，非士人也，愿以补天文官，从之。内侍押班武继隆迁官，公封还词头，因发其过恶，继隆遂出为郓州钤辖。故事：郊祀，天子亲阅警场。公奏致斋当专一祀事，而临观鼓吹，非礼也。上从之，后著为式。公建议请间岁取士，诸郡发解会试，严保任之法，减高科恩例，事皆施行。以便私求外官，迁吏部员外郎、知河阳。公曰：「便私不当进官」。固辞不拜。召判吏部流内铨。河决商湖，李仲昌等开六塔河，功不成，河益为患，拜公河北安抚使。时执政有是仲昌议者，乃败事，人无敢言。公到部，尽得其状，请致狱劾治，于是仲昌等皆坐法。使还，上欲公措置河北事，除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避亲，改知瀛州。欧阳文忠公同列，言于朝曰：「韩某宜在朝廷，瀛非所处也」。遂留知谏院。公辞，以谓前以言不用，罢谏官，今不敢当。改知审官院。仁宗因上元欲幸奉先寺，宣祖神御、温成后园，皆在奉先寺。或言上欲临后园，公上疏切谏。明日，将驾，上使谕旨曰：「欲酌献神御，非诣温成园也」。权同知贡举，召拜翰林学士兼群牧使。仁宗尝遣使祠茅山祈嗣，公当草祝词，因上疏论求嗣之道，祷祝无益，愿放掖廷宫人之无用者，及限内臣养子，以重绝人之世。即日出宫人数百，而诏有司申严内臣养子法。茶始议通商，诏公与包孝肃公、陈秀公、唐质肃公同定其法，县官岁入不甚减，而民不复犯法矣。又诏公减冗役以宽民力，公奏择朝臣十馀人，巡行天下。其所经制，一时便之。嘉祐四年，廷试进士，仁宗预使公进三题，公奏：「臣有兄子在试中，以嫌不敢上」。固使进，既试，果取用之。其为人主所信如此。迁吏部员外郎，俄迁右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。时有近臣守藩不奉法，且得罪，侍臣列奏，愿得少宽假。公曰：「两制有罪，两制营救，则天下之法常屈于贵者矣」。遂并劾之。时大臣荐举多不称，公论罢其尤无状者十人，内外严惮。掖廷刘氏颇通请谒为奸，公密启之，仁宗曰：「非卿言，无由闻，当审验之」。不数日，中书召公曰：「奉诏谕公，刘氏及它不谨者，悉逐之矣」。又请采唐制以正官名，差九品以定章服。百司常务，不关二府，依效《六典》，以定官令。以近臣异议，不果行。马军副帅张茂实之母乳悼献太子，茂实幼尝从母入宫中，前以嫌补外官，至是复以茂实主兵。公奏论以罪执政。及列前后所陈，不见听者甚众，公遂家居请罪，移牒閤门，以言不用，不敢称中丞。谏官因诋公中伤宰相，擅去官号，罢知蔡州。不数月，授翰林侍读学士、知庆州。属羌有据堡劫镇城杀吏士者，公曰：「是不诛，无以肃诸部」。出兵讨之。朝廷闻举兵，疑问状问至，贼已平，诏书奖谕，加端明殿学士、知成都府。英宗即位，迁给事中，又迁礼部侍郎。始忠宪公守蜀，有美政，蜀人喜闻公来。公为悉力兴利除恶，民大悦。张乖厓镇蜀，仲春官粜粟，仲秋粜盐，以惠贫民，官为给券。岁久，券转归豪右。公一切削除，籍贫民给新券，著令三岁一易，富人遂不得私其利。蜀与夷接，边人伐木境上，数起争，又坏障塞。公下令禁伐木，又以兵守蚕厓门，绝蕃部往来，使转就威、茂交易。民疾病，官为给医药。立僧寺使葬戍兵、贫民之死者、诸所兴建，今皆行之。异时中人奉使至蜀州，使酒场吏主其货易，因附益取悦。公奏请禁止，英宗闻之喜，使内侍省著为令。俄以群牧使召，中途迁尚书户部侍郎、权知开封府，浃日除权三司使。公请以川陜四路职田谷输常平仓，而随其事任道里，差次给直，可以平物价、养廉耻。上叹曰：「众方姑息，卿能独不合时耶」？诏行其言。内诸司吏有干恩泽者，诏已许之矣，公执不可。上曰：「朕初不详知，当为卿改」。而侥侥者不已，公论执益坚，而为上言，即有飞语得究治。上劳之曰：「法度日敝，正赖卿尽心，朕所晓，勿虑也」。公建言：「宫中所用财货，悉以合同凭由取之，而近时赐与，亦用合同。故岁常数十百万，而外徒知用物益广，而不知其有常典也。请以其有例者，悉付有司」。上从之，三司始得会计矣。寻拜枢密副使。神宗尝问天下遗利，而公独请尽地方，因奏言：「差役之弊，害农业、伤民财为多，愿诏中外，极陈利害，更定其法」。上嘉纳之，诏学士草诏，访问利害，而所述不能尽上意，上自具草，示公使损益以进。旧制，升朝武臣皆选枢密院，注受无格，吏因为奸。公请置审官西院，如文臣格。又减兵额，并军营以省军费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，拜参知政事。枢密副使阙，神宗问公：「谁可补者」？公曰：「无踰司马光」。上即以授之。以夏人扰边，庆州失利，天子太息。右府有请行者，上不许。公请行，即拜公陜西安抚使。公荐今左仆射吕公大防为判官，以今资政殿学士李清臣掌机密。诏公得自除吏、补将校，以空名告敕付公。时吕公以直舍人院为判官，使即草制除授。公奏攻守策，上手诏还之，曰：「此良策也。然西路一委卿，安事廷议」？公增筑啰兀等城，使河东、陜西为犄角，遂兼河东安抚使。俄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昭文馆学士。公累辞，不许。其攻讨防守，既有成策，而庆州卒有叛亡者，言事者因指宣抚司，以谓「数出师，烦劳致怨」，遂罢相，知邓州。时庆州卒才两出塞，怨自他起，然公以身任咎，未尝自明。上谕草制官曰：「可以其自请为言者也」。公西行，赐金帛不可计，公悉以分将佐，无一毫私之者。其后公所遣将校，往往有功，颇得要害地，增筑城守，议者惜之。明堂礼成，迁观文殿学士。是时公年六十，自言：「先臣某尝从容道马少游之言，为父母守坟墓，使乡里称善人足矣。臣尝私誓于先墓，期以六十守坟垄」。章十上，乞归田里如初誓。上遣中使谕之曰：「先臣有知，见卿宣力国事，必以为惬」。公犹不已，遂除知许州，复谕曰：「可以守坟墓矣」。公不敢辞。明年，进大学士、知大名府，入觐，上曰：「西边之宁，卿之力也」。时朝廷方更政事，令下，取朝夕办，官吏奉行不给。公为上言：「愿宽期会简节，自息烦扰」。上嘉纳之。明年，复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监修国史。是时公继王荆公之后，请置局中书，考计用度，以制国用，而荐司马文正。数与同列争论，言不尽用，乃叹曰：「吾知无补于时矣」。于是一岁之间，三请去位。而三司使发市易官职事无状，且创为贾人出钱免行法，民不为便，而诏孙永祥定。执政有主市易者，将罪永，公极论，卒责市易官，薄永罪。选人郑侠以上书讥讪下狱，参知政事冯公京故尝赒侠，同列因指以为党，得罪不测。公曰：「明日京黜，我继去位矣」。因力为辩解，言未从，乞罢政事。上虽不许，而京责由此少宽。同列欲有所用，公固争上前，未能得，公曰：「请从此辞去」。即再拜出，上曰：「此小事尔」。公曰：「小且不伸，况大者乎」？俄遣使谕公曰：「已罢之矣」。公乃就职。后数月，又以疾辞，拜观文殿大学士、礼部尚书、知许州，移知太原府，俄拜建雄军节度使、知定州。以年七十，上疏请老，不允，复知颍昌府。过阙力辞，遂以节度使领西太一宫使，纳节。上曰：「使相领宫使，有近例」。公固辞，乃拜金紫光禄大夫、观文殿大学士，而宫使纳节自公始。陪祠南郊，迁建雄军节度使、知河南府。夏，大雨，伊、洛水斗，冒城郭，民被溺者十五六。是时公方以疾在告，乃力疾出，率其属救护，全活者甚众。物价腾踊，人多不得食，公大发仓廪赈之。禁止盗贼，收葬溺死者。其施设有法，人恃以安。奏请环城筑堤备后患，堤成，方数月，水复至，赖堤而免。保甲养马，初令以十五年足，而提举官邀功，期以二年。令迫急，民以高价市马，无所得，人不聊生，而不敢言者。公条奏，得依前令。裕陵役兴，异时昭陵、厚陵官吏营职。至夜分出，妙择才者，分主其任，视事如平日。有妄传陵下乏水，人多暍死者，诏益治运水之具数万计。公以水不乏闻，民赖以不扰，而妄言者遂止。又料所市物次第缓急，榜出之，民得预储，而价不腾踊。洛人言裕陵成而不知者，公之力也。今上即位，恩移镇江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傅，进封康国公，俄加开府仪同三司、判大名府、兼北京留守。陛见，面谕以河北水菑之馀，非故老大臣，莫能安集。遣使就第赐告。公以天子新即位，母后共政，不敢复辞，遂赴镇。尝问役法利害，公具言：「顷岁臣言衙前一役，当使人出钱召募，而及他役用钱广，而复取赢馀，谓之宽剩者，非也」。时河决小吴，未复，议者欲为支川，傍大名注故道，魏人惴恐。公五上疏，独乞复澶渊故道，而朝廷遂寝河役。公复告老，十上章，除集禧观使，不就，拜司空、检校太尉致仕。公虽休居，而朝廷大事，辄上书尽言，恩礼优渥，劳问赐予，使者相望。俄请还许，上敕有司具舟，遣内侍问行计。诏入辞，登对，给一子扶掖，命宰臣宴馔都亭驿。是时大雨雪，人有冻死者。公曰：「非臣下宴乐时也」。得请罢宴。将行，上书，其大旨以宽刑罚、崇仁厚为本，其条陈多当世要务。未行，得疾，上日遣内侍监国医诊治。元祐二年三月二日，薨于第，享年七十有七。三殿遣尚书致奠，翌日，赐龙脑、水银以敛。两宫临奠哀恸，赐赉踰等。天子成服于苑中，辍视朝两日，策赠太傅，遣使赐告于柩前。积勋至上柱国，食邑至若干户，食实封至若干户。公方严庄重，望其容貌，知其为大人长者，而仁爱恺悌，即之益亲。居家烝烝，友睦亲族，内外无间言。自未达时，已嫁娶亲戚孤独者十馀人。既贵，所得俸禄悉以分给宗族故旧，家常无馀。立朝端方，刚毅任重，得大臣体。遇事果敢，临义勇发，不为后顾。乐善疾恶，出于天性。故其论奏，虽一时有行与不行，而读之皆知其心，本出于忠义，感激而为之也。当时贤豪，多出其门，其后往往至公相、列侍从。其未显时，而指以为贤者，尚多有也。虽高年家居，犹与贤士大夫终日宴乐不厌。忠宪有子八人，而三人至丞弼。公既位将相，而仲尝任门下侍郎，今知汝州。季尝任尚书右仆射，今以观文殿学士知永兴军。高年康宁，列镇藩辅，近世未尝有也。其所临镇，去而民立祠者六郡，而定武、大名闻公丧，皆饭僧哭于市。有集若干。娶范氏鲁公质之曾孙，先公二十一年卒，追封韩国夫人。子若干，某官；婿若干，某官；孙若干，某官。宗师奉公之丧归颍昌，诏祭都门外，给一品卤簿。某月某日，诏葬公颍昌府某县某乡某原，谥某。某，公之宾客也，公之所以知某者至矣。某不自知者，公知之。而不知某之所以志公之行事，得如公之知某乎？虽然，义则不得辞也。谨为铭曰：

韩望许昌，实自陈国。于穆忠宪，允时有德。显显康公，再世聿兴。不倚不随，奋于休明。一我肃心，前无险夷。直有未从，以身继之。率是以行，信于天子。结于士夫，一德罔二。遂相神考，董齐庶工。正色在庭，献异于同。弼臣遭谗，中外恟惧。公曰我在，彼黜我去。用是得直，善人以安。或进匪人，公争帝前。言不时信，再拜避位。帝曰俞哉，公起视事。国有君子，以直在外。时无敢言，公荐于帝。一时我非，邦国卒赖。有合非逢，有违非愤。物怀其诚，无我喜愠。堂堂巍巍，公衮戎旃。不卒我谋，有命自天。既寿既康，受策归第。如山如渊，重我国体。德浮所受，人啬其福。有蕴在躬，士觊其极。呜呼告凶，两宫震恻。厚赙备礼，哀荣有赫。颍川之原，高明而泽。生以其神，没安其宅。铭石告幽，慰其孙子。明明显庸，国则有史。

先朝以昌祚尝小有功，用之管军知延州，中外不以为允。先朝升遐，召入宿卫，物议稍以慰惬。今者渭州之命，群议复骇。臣窃闻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，专制一道，必以文臣为经略，以总制之；武人为总管，领兵马，号将官，受节制，出入战守，唯所指挥。国家承平百有二十馀年，内外无事，以其制御边臣得其道也。臣尝伏念御边御戎，深得上策，所以遗后世者久而不可以改，此其一也。唐先天、开元中，薛讷、郭元振、张嘉正、王晙、张说、萧嵩、杜暹、李适之自节度入朝，李林甫疾儒臣以边劳至大任，欲杜其渐，以固己权。说明皇曰：「以陛下雄才，国家富强，而夷狄未灭者，由文臣为将，惮矢石，不以身先。不如用蕃将，彼生长鞍马矢石间，陛下用之，必尽死力」。明皇然之。以安思顺代李林甫领节度，擢安禄山、高仙芝、哥舒翰等为大将。林甫利其夷虏无入相之资，故禄山得兼三道劲兵，卒称兵荡覆天下，唐室遂微。臣窃谓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，用意深远，非浅见者所能测之。如昌祚人材未为难得，诚使卓然过人，可以付属，而祖宗之法由此废矣！伏愿选内外文臣从官可以守边者，使之帅守，则祖宗之法常存而不废。不幸后世有引此时为比，使武人帅边而不虞之祸如前世之甚者，岂可不预防其渐乎！

释善憙，震泽沈氏子，字无愠，颐庵其号。年十五，白父母曰：「愿听我出家」。家去蠡泽应天寺一牛鸣地，素崇佛，莫夺其志。十六受度，以有明为受业师，法真师会则禀嗣师。讫戒品，飘然振超方之锡。时法真驾圆顿之旨于三吴，负大机器之士，憧憧自远，惟恐后。公以妙年，方轨老成隽秀，染指法味，穷日夜之力，旁剔遐搜，疑必问，难必通，纤毫不碍膺乃已。日用疏钞，研墨外，无长大，布不华，一饭不背众，不过午。五讲大经，《楞严》、《圆觉》则十数遍。撮八十一卷之要，则述《法界观》、《搜英记序》、《台说图》合三卷，以发其奥指。《圆觉》类《杂花》而言约，则述《会不会篇》、《续教章》、《复古记》三卷，以统其离。《金刚辨非注》、《金刚纂要记》、《同教问答》合五卷，则以定五教之分齐。《破会三归一》、《破三宗说》、《兰盆辨正》、《□□□□》、《评连珠》合五卷，则以一异宗之纷纭。皆法真师晚年所欲为，而噬脐于钟鸣漏尽。应缘之地，则平江之宝幢，阅十四载。嘉兴常乐三年，临安南山慧因十一年，皆西浙胜处，故得益者众，皆斩斩有所立。寿七十八，腊六十二。嘉泰四年正月初二，无疾而蜕于慧因方丈。留十日，阇维，舌不坏，骨石舍利入香严寺众塔，遵遗戒也。

赞曰：五竺特葬大浮图，尊法也。大法渐醨，此土妄一。衲子忝厥生，巧饰其亡，悉力假援，凿幽邃，擅形胜，以掩其朽骼腐胾。神阴阳家，荒唐谬悠，妄冀夫所不当得，欲利其后，可哀也已。公之所成就，虽扳竺西大浮图，何歉焉。而决定明训，廪然在兹，于戏贤哉！

刑部检坐条法指挥，行下诸路帅、宪司，委州军县镇及乡村将结甲保伍之法常切遵守，不得辄有追集骚扰，止差官巡门结定，务要盗贼屏息，民得安居。候结讫，开具置册缴申枢密院。如窝藏奸盗，甲内不相救应觉察，一等科罪。

舂陵周茂叔，人品甚高，胸中洒落，如光风霁月。好读书，雅意林壑，初不为人窘束世故。权舆仕籍，不卑小官，职思其忧。论法常欲与民，决讼得情而不喜。其为小吏，在江湖郡县盖十五年，所至辄可传。任司理参军，运使以权利变具狱，茂叔争之不能得，投告身欲去，使者敛手听之。赵公悦道，号称好贤。人有恶茂叔者，赵公以使者临之甚威，茂叔处之超然。其后乃寤曰：「周茂叔，天下士也」。荐之于朝，论之于士大夫，终其身。其为使者，进退官吏，得罪者自以为不冤。中岁乞身，老于湓城。有水发源于莲花峰下，洁清绀寒，下合于湓江。茂叔濯缨而乐之，筑屋于其上，用其平生所安乐，媲水而成，名曰濂溪。与之游者曰：「溪名未足以对茂叔之美」。虽然，茂叔短于取名而专于求志，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，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，陋于希世而尚友。千古闻茂叔之馀风，犹足以律贪，则此溪之水，配茂叔以永久，所得多矣。茂叔讳惇实，避厚陵奉朝请名，改惇颐。二子寿、焘，皆好学承家。求余作《濂溪诗》，思咏潜德。茂叔虽仕宦三十年，而平生之志终在丘壑。故余诗词不及世故，犹髣髴其音尘。

溪毛秀兮水清，可饭羹兮濯缨。不渔民利兮，又何有于名。弦琴兮觞酒，写溪声兮延五老以为寿。蝉蜕尘埃兮玉雪自清，听潺湲兮鉴澄明。激贪兮敦薄，非青蘋白鸥兮谁与同乐。

津有舟兮荡有莲，胜日兮与客就閒。人闻挐音兮，不知何处散发醉；高荷为盖兮，倚芙蓉以当伎。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，八方同宇兮云月为家。怀连城兮佩明月，鱼鸟亲人兮野老同社而争席。白云蒙头兮与南山为伍，非夫人攘臂兮谁余敢侮。

法常弊于有，而法非有则不立。是故道之应世也，以有为法，而以无为用。犹云一身也，四体具则为成人，而所以为人者，非四体之任也。夫声缘于耳而闻者非耳也，色缘于目而见者非目也。茍废耳目而求声色之辨，则何所从而受之哉？故以道观法，则内之耳目异处也；以道观用，则外之声色同我也。内外有辨，故事之所以显；有无相生，故理之所以微。此道之所以先天地而不生，后万物而不灭也。故为之宫室，以致其恭；为之像塑，以申其信；而又为之言说、章句，以道其所归：此法之所以自立，而众之所可知也。至于有相而不可以形求，有言而不可以情解，超然自得，而天地万物莫之能偶，此则智之所不及而用之所自成也。明州定海县有禅院名妙胜，距州城三十里。濒海之上，环水之中，居处庳陋，而有风涛漂注之患。五代清泰中，居人姚绾始以其地易而新之，遂能避其患，而众安以处也。其徒以籍相传，房居而族食，凡百有四十馀年，而院之存者无几矣。熙宁五年，其徒以力不能胜而争讼以起，于是众列状以告于州，愿以为十方住持。州下其状于僧司，使集众以举所知，而众皆以淡交者应州，凡两上其状而始获请。淡交居之数年，而四方之人始知有妙胜矣。信慕祈向，持金帛而至者，盖迹相接于路，而以后为愧，于是为之复新。昔之故陋，今焕乎其有文矣；昔之庳隘，今廓乎其有容矣。又因其院之隙，以建转轮宝藏，其费累数百万，皆不烦于求而自应。用工始毕，而其徒有讼于州，愿复得故处。州以讯于县，县力争之而后已。今既安且久矣。交公于是日与其众谈无上之法，转无碍之轮，以蒙利于众生：此众之所愿记，而余之所以告于人者也。若夫究竟寂灭而不住于法，万法现前而当体为用，说无所说，行无所行，而有无内外，不可以系而处之，此则智之所不及，而亦非余之所能言也。元丰三年三月望日记。

證悟大师名圆智，俗姓林。其母沈氏，梦一老儒求托宿室中，寤而生师。幼便聪颖，精于处决，喜人诵书，不好戏弄，群儿拉为竹马之游，师方挟策问难字，略不与儿酬对。父母异之，令习儒业，即欣然志学。之后，书所经目，悉能讲说，虽医方卜筮，皆亦详究。每用一药，即举寒凉治疗，使服者心开意晓，病亦随愈。一日至僧舍，有律师方讲《观经》，倾听久之，叹曰：「落日之处，吾有故乡，今历耳根，如得家书矣」。慨念世间名利非我所为，若流浪生死海中，徒自困尔，必依空寂之法，以横截苦处。丈夫志气，岂不在兹！是后每潜往听讲，尤喜天台之教，谓可传持。父母不能夺其志，年二十四祝发受具，依白莲仙法师，入室问具变之道，仙指行镫曰：「如此镫者，虽性绝非本自空寂，理则具矣。六凡四圣，所见不同，变则在焉」。师不契，后因扫地，诵《法华经》至「知法常无性，佛种从缘起」，意遂豁然，径见仙而言之，仙曰：「且喜大事判然，《法华》止观，此为喉襟，汝能省知，诚造微入妙也」。师自是游心昭旷，多以此示人，每五日一寝，馀则涵泳道要，惟恐不及。或胜日佳时，人请放步閒静，师曰：「我之游则明窗净几，舒卷赤轴，游三周，参五佛，若阅止观，则十境十乘，见祖师于尘劫也」。人益奇之，一坐东掖山二十四年，两山千众，既皆耆宿，师之论辩，悉出两山之右，遂请为上首。师常患本宗学者囿于名相，胶于笔录，至以天台之传为文字之学，南宗鄙而不相领略，每勉其徒曰：「岂不思吾佛云：『是精进处，只此一句，便有向上机缘』。何不觌面激扬斯事」？其众闻此，莫不警悟。师每至月半，作说戒，布菩萨法事。或曰：「学圆顿者，何必尔耶」？师曰：「吾于时刻中未尝不以波罗提木叉为师。及以三十七道品纲纪其性，虽登坛受具踰五十年，而扶律谈常未始辄易」。台州守参政谢公闻师道誉，请住祥符。殿撰刘公问：「教中一句，如何举扬」？师曰：「文诠不到，即事为真」。刘未晓，师曰：「现前诸法」。刘曰：「犹是合头语」。师曰：「是谁唤作」？刘俛首未答，师曰：「离钩三寸，不犯烟波」。刘大喜，即日亲制疏，请住鸿祐寺。士夫欲其近城，又移住日山寺。太守端明胡公问师曰：「闻师住鸿祐时，被旨面诵《大悲圆满心咒》，咒则不问，如何是大悲圆满心」？师曰：「咒前所列十愿心，若将此愿心，投向刀山，山即摧折；施诸饿鬼，鬼即饱满。岂不因心而然」？胡公称重。又以所在道俗推仰，十年之间，再更白莲、赤城、庆善三大刹。师至庆善曰：「吾落发之地，可以投老，始终有在，世可居矣」。乡人亦争为出财力整治，忽奉旨住临安府上天竺寺。师曰：「都下名蓝，岂容冒居？而荣出上命，理无违拒」。即赴之，首见太师秦公，时方当国，问师曰：「止观一法耶，二法耶」？师曰：「一法也。譬之于水，湛然而清者止也，可鉴须发者观也，水则一耳。又犹兵也，不得已而用之。以众生有重昏巨蔽之病，用止观以药救其心性，归为大全之一体。俾法界寂然，其名为止；寂而常照，其名曰观也。若其所止，则何所观？如公垂绅正笏，燕坐庙堂，不动干戈，中兴海县，亦若是而已」。公喜曰：「几乎蹉过，佛法之妙乃如此」！太原王公深相器重，为法师会于觉苑，请师讲《华严经》，高临一众，义天性海者，因而无不通脱。后见太师，忽曰：「觉苑所讲，如何是大方广」？师曰：「大则无乎不在，方则非背非向，广则无所不有」。又问四种法界，师曰：「事法界者波腾鼎沸，大用繁兴；理法界者十方世界，永寂如空；事理无碍法界者，在有不废无，虽动不离静；事事无碍法界者，法法终日随缘，法法终日寂灭。此四种他宗说为果，吾宗则与佛同源」。又问：「四种外更有何法」？师笑曰：「却请公下语」。公曰：「可谓得《华严》髓矣」。由是朝野争相传诵，谓未有脱然明白，若斯之伟。上竺久在灰烬之馀，荒烟寒草，仅有一殿奉大士香火。时重师行业者裒钱五万馀缗，殿堂门廊，焕然金碧，更新旧制。当建造日，术者谓星辰不利主者，师曰：「佛与天星同一，造化茍得，宝坊轮奂，吾馀晖无几，死复何憾？宜亟为之」。师果微恙，谓众曰：「吾去无难，但此缘未了耳」。是夕梦一仙人与药饮之曰：「此天液也」。及觉，所病顿除，步武益轻，神采加健，众皆异之。绍兴二十七年夏久旱，奉旨祈雨，师冥祷曰：「三日不雨，老朽将奚益」？诚心所格，雨乃随至。即于明庆寺讲《法华经》一席，遂告沾足。师尝到寺庄，闻久用牲牢祀神，师曰：「何可违佛禁」？即为神说戒，以兰羞代血食，自此年谷丰盈，倍于常岁。次年夏中，遽督工役甚速，至冬寺屋咸备，忽示疾，语众曰：「渡江以来，得寺宇告成，志足意满」。乃书偈曰：「人作辞世颂，我无世可辞。白云回首合，青霭入看无」。顾首座若讷曰：「汝于此方，当有大缘，宜绍道场，流通吾教」。复书数语与当涂曰：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佛法无量，不传亦大。若讷后生可畏，先达咸推，戒行双弘，义观兼美。宜嗣猊台之麈拂，俾奉灵感之道场」。并写《遗平生知旧道俗书》，一皆有理，略无留难，放笔端坐而逝。经二十七日，若讷等奉全身塔于寺之东，实十二月十二日也。师孝于亲，信于朋友，祈祷于上下则应如影响。尝著《普贤观指文》等数书传于世。住持名刹，皆有建立。受教之士，率能立僧，不徒为饭囊以取容于时，故所至辐凑，以不得侍瓶锡为恨。仆喜其道，每亲炙之。既就窆，若讷谓仆知师为详，请叙而刊之，乃为铭曰：

维兹岩邑，灵江之湄。物秀而美，民淳以熙。两山精勤，有證悟师。纵无碍辩，广智者辞。学者千笠，抱疑颠倒。师发正论，横议一扫。声闻黄屋，赴天子诏。以佛谕佛，即妙而妙。驻锡上竺，戎烬之馀。师乃唱言，万指并趋。芟除榛莽，腾架殿庐。士夫慕向，金碧其居。朅来顶谒，师已川逝。清风在堂，布金在地。望断云汉，一塔永闭。其嗣请铭，用信后世。

元祐六年八月，天水赵公君锡以监牧使守郑，问其属曰：「原武监吾先大父文定公所请建，历年滋多，中废而复，其事迹本末固宜有存者」。吏阅故牍，不能概见。或得故邯郸李公淑所为监记良悉，而其石毁亡，公览之慨然，将复纪刻，会易守宛丘。八年四月中，公自陈复来守郑州，砻石前具，乃使节度判官朱浚明、推官孙协书篆，李公旧记凡庆历丁亥之官氏咸叙刻之，又使管城令刘某别为后序，刻诸其阴。按，原武监由庆历而后官守事治，如邯郸语中无所改，逮熙宁七年四月，河南使者有言，始析而入旁监。八年罢南北两使，其监悉废。于是赋马给军，恳地为租，庐舍器用听他有司射取，或拆卖之。旬月之间，其地为墟。又十有三年，有诏复为监如故，以京辅近郡保马八百匹、六县故地千四百五十五顷有奇隶焉。是岁郑始复为州，诸役并兴，而监尤急，缗钱所发，不问名籍，吏毋得舞文番休，以百计而奔走。执事之人自称诏以六十日为期，期足而毕。凡为屋八百二十有四，官居园舍、吏卒之区，前记所有略具，而井棚沟封植艺之事，其职在县吏者，岁岁增治之以为常。以今会之，一废一复，费累巨万，而岁之经用不预。此亦杰役，而七年于兹，未有书。夫国马大事也，利害之数，上之人实图之，则何为而废，何为而复，固无得而记云。至于事物名数及其岁月，乌可以无识？抑闻之，异时孳育之法常在沙苑及河北，而原武、沙苑诸监专牧养而已。今并河竭泽，马皆他产，不能暑湿，故登驹之赏设而未应。牧地散接田垄，华离相错，其形如犬牙，如蠹文，如靥之著面，非截彼属此，公私易置，疆理不可得而治也。沟封之法，广深三尺，其崇再倍，又植之林以为阻固。岁时湮圮，工以千计，而丁壮数辈独任其责。一捐闲粟数百千斛以募贫民，则倍为崇深，可支十岁。尝得是三说于邑人，其言虽未必尽是，要必有可择者，故因叙前记纂辑后监之事，并录其说，以备有司考焉。八年五月一日序。

汉尚方剑，铭曰：「阳朔元年二月甲辰，尚方铁工臣某作」。绍兴壬申岁，走管荆州机密，时园夫治竹间地，有得玉装剑具还其主者，走疑剑在，密令寻访，果得之。按阳朔，成帝纪年；尚方，汉工官也。汉法常以月食时铸剑，供天子服用。当时器物多以小篆勒铭，此剑锻鍊成之，皆隶字，为可疑者。然汉灵器、鲍氏镫铭尽汉西京隶刻，此铭字法高古，且剑匣之不锈，非今人所能为也。王莽解剑佩玉璏赐新都侯相，可徵玉装具剑，汉世侯王之所通服。朱云借成帝尚方斩马剑僇佞臣张禹，亦可想知当时尚方作剑之利。是剑虽非成帝服御，要亦斩马类也。走初买剑，以同幕李伯都父刚正好古学，知汉隶，出使验视，子都弹铗咤曰：「此剑可以陆斩牛马，如安昌侯者，鄙夫陆陆，何用齿吾刃乎」！今屈指十七年，子都隔在泉壤，抚剑销黯，视几案间所用铜雀台甬瓦旧研，亦子都见遗，涕泪沾臆，拾其遗言作记。

昔者圣人之立法，告天下以其意而已。故常立其大防，而其节目委曲所以施于事者，听夫人之自为，而不必其一切先立于我。是故法立而意行，意行而利至。盖天下之事，繁细琐屑，其情状万变，故不可以一致。以吾一人区区之聪明，而先为之经画于此，而使之一从于我，则事将有格而不得成者。夫其势不可以有成，而必求行焉，则物有受其弊者矣。天下之法常坏于此，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。今夫世之教战者，其为行列什伍，亦不过数者而已。彼岂不欲尽欤？势有所不可也。何则？敌人之智，百出而不可测，而我安能委曲而预测之耶？必曰必如是而后胜，如是而后败，其委曲琐屑，一切先为之所，使无顾于敌者之何如，而惟我之为听，夫如是，则必败而已矣。善教人者，晓之以其道，而不示以其事。故告天下使无违吾意，则其委曲琐屑，虽小不尽，而吾之意犹在也。呜呼！三代之圣人，其聪明睿智足以深见天下之赜隐，然其制法也，亦何以异于此？欲均天下之田，而为之井田。欲分天下之地，而为之诸侯。九夫为井，人得百亩而耕之，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，强之不得以并弱。而后又为沟洫之制，自一夫而积之，至于万夫。公之地方五百里，而男之地方百里，使之大小有序，而又列为九服之远近。夫分田建国之法，如是而已矣。夫天下之地，高卑之不齐，广狭之不一，水泉畎亩之差殊，与夫名山大川、污池薮泽之地当居十五，则亦安能较然如画于一枰之上哉？彼圣人之法，不为之纤委琐屑以尽之，而特设其大端而已。何也？盖圣人之告天下者，特其意而已。当是时，公卿凡当其职者，皆得出其智以尽天下之变。因规而为之规，因矩而为之矩，使之各称其宜而不乱。是以天子恭己优游于上，而所以均齐天下之理，亦莫不如意，而天下安享其利，人人皆得措手足于其中。初若莫可依据，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。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动作而天下乐之，虽天下之大事而为之无难者也。不善为法者则不然，穷析天下之理于一身之聪明，恃区区目前之智而断万里未来之势。故其法不患于不详，而天下卒不能行，而不知其患乃出于好详。是故善用兵者，有违法无违意；不善用者，有违意无违法。法可违也，意不可违也。夫天下之情，常乐于有所为，而困于龃龉而不得放。夫使人人足以自致，而其终不失吾之所欲，则亦足矣，何必区区使之从我而后可也。

余常识老僧知琼于司命山下。琼，湓城人，黄龙无恙时客也。为余言：「黄龙住山，作止甚详。尝手校此录于积翠，谓门弟子曰：『佛语心宗，法门旨趣，至江西为大备。大智精妙颖悟之力，能到其所安。此中虽无地可以栖言语，然要不可以终去语言也』。故其广演之语，大剔禅者法执。而今之五家宗趣，皆此录森列，如井之在海，其清凉甘滑，泄苦浊毒所不同，而本则无异质也」。予志其言久之，偶见洞山藏角破函中多故经，往掀搅之，乃获见常禅师居百丈日重编者。熟读，验琼之言，信然。校世所传，多讹略，因藏之，以正诸传之失，又志琼之首告也。

等慈寺于上虞为大伽蓝，庆历中咸润师所创建，经方腊之变，金碧之区鞠为草莽。越二十一载，有僧首妙智大师志远，始出其衣囊，与其徒法常兼募众缘，经营而一新之。师既以大厦安四众，又欲以鸿钟警六时。悲愿既深，众应如响。于是涓择吉日，精求良工，得富阳人陈诚稽合律度，范模阴阳。凡用铜三千六百觔，高广之数，厚薄之齐，咸适厥中。将以觉昏聋、灭罪垢，迷法性者寻声而顿悟，沈幽途者闻响而解脱，其功用岂不大哉！实绍兴辛酉九月某日也。邑人李某睹兹胜事，随喜结缘，乃为铭曰：

诸佛出世，开方便门。引导众生，莫捷声闻。爰作鸿钟，以警朝昏。灭除罪垢，诱掖善根。众生愚痴，沦堕幽扉。旷劫长夜，永无出期。天鼓一动，若轮息机。如雷如霆，渊达幽明。声来耳边，不于空生。若梦而觉，若醉而醒。众真群魔，稽首耸听。

问：盖闻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，遵先王之法而过者，未之有也。仰惟祖宗以来，立经陈纪，百度著明，细大毕举，皆列圣相授之模，为万世不刊之典。朕缵绍丕图，恪守洪业，凡一号令，一施为，靡不稽诸故实，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。然画一之禁、赏刑之具犹昔也，而奸弊未尽革；赋歛之制、经常之度犹昔也，而财用未甚裕，取士之科、作成之法犹昔也，而人才尚未盛；黜陟之典、训迪之方犹昔也，而官师或未励。其咎安在，岂道虽久而不渝，法有时而或弊，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，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？朕欲参稽典册之训，讲明推行之要，俾祖宗之治复见于今，其必有道。子大夫学古入官，明于治道，蕴畜以待问久矣。详著于篇，朕将亲览。

臣对：臣闻有家法，有天下法，人臣以家法为一家之法，人君以家法为天下之法。人君之与人臣，虽名分不同，而法有小大之异，至于能世守其法者，则皆曰权而已。人臣能执一家之权，守一家之法，以示其子孙，则必世为名家；人君能执天下之权，守其家法以为天下法，贻厥子孙而施诸罔极，则必世为有道之国。盖法者治家、治天下之大具，而权者又持法之要术也。今陛下亲屈至尊，廷集多士，访治道于清问之中，首以监于先王成宪、恪守祖宗之法为言，是则陛下欲守家法以为天下法者，固已得之矣。臣获以一介草茅，与子大夫之列，仰承圣诏，其敢不展尽底蕴，茂明大对，以为陛下遵祖宗、守成法之献邪？臣之所欲言者无他焉，亦曰揽权而已。尝谓君者天也，天之所以为天者，以其聪明刚健，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昧也。君之所以为君者，以其能宪天聪明，体天刚健，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下移也。天执天之权而为天，君执君之权而为君，故天与君同称大于域中，而君之名号必以天配。以天道而王天下也，则谓之天王；以天德而子兆民也，则谓之天子；居九五正中之位，则谓之天位；享万寿无疆之禄，则谓之天禄；五服五章者谓之天命，五刑五用者谓之天讨，就之如日者谓之天表，畏之如神者谓之天威。居曰天阙，器曰天仗，法曰天宪，诏曰天语。天之大不可以有加，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，以其咸能司域中之权而已矣。恭惟陛下蕴聪明之德，体刚健之资，躬亲听断，动法祖宗。一诏令之下而万民莫不鼓舞者，如天之雷风；一德泽之布而万民莫不涵泳者，如天之雨露。开众正之路，杜群枉之门，而万民莫不悦服者，如天之清明；为政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而万民莫不拭目以观者，如天之运行而不息。巍巍乎，荡荡乎，固不可以有加矣。而臣犹以法天揽权为言者，盖陛下之德虽不可以有加，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亡已而望陛下，此臣所以昧死尽言而不知讳也。臣伏读圣策，首以「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，遵先王之法而过者，未之有」为言，次及于祖宗立经陈纪，列圣相授之道，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无四者之弊为问。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，在乎守成宪，遵祖宗，欲革今日之弊也。臣切谓陛下能揽福威之权，率自己出，则成宪有不难守，祖宗有不难法，时弊有不难革，天下有不难治，凡所以策臣者，皆不足为陛下忧矣。不然，陛下虽勤勤问之，臣虽譊譊诵之，无益也。臣观自古善言治之人，未尝不以揽权为先；自古善致治之君，亦未尝不以揽权为先。「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，惟辟玉食，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」者，箕子告武王之言也。「天下有道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，至于无道，则自诸侯大夫出」者，孔子垂戒后世之言也。谓「庆赏刑威曰君，君能制命为义」者，左氏记时人之言也。谓「堂陛不可以相陵，首足不可以相反」者，贾谊告文帝之言也。此臣所谓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。三皇官天下者，揽福威之权以官之也；五帝家天下者，揽福威之权以家之也；三王计安天下而历年长且久者，揽福威之权以安之也。汉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，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、致中兴之业者，无他焉，以其能革霍光专政之弊，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观其总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斋居决事，听断惟精，而神爵、五凤之治，号为吏称民安，功光祖宗、业垂后裔者，盖本乎此也。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，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、建中兴之功者，无他焉，以其能鉴西京不竞之祸，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观其总揽权纲，明慎政体，退功臣而进文吏，戢弓矢而散马牛，建武之政号为止戈之武，系隆我汉，同符高祖者，盖本乎此也。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，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、致开元之治者，以其能革前朝权戚干政之弊，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初，明皇锐于求治，姚崇设十事以要说之，其大概则劝其揽权也。帝自谓能行，由是励精为治，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。宪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，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、致元和之治者，以其能惩前日沾沾小人窃柄之弊，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初，宪宗锐于致治，杜黄裳惧不得其要，劝其操执纲领要得其大者，帝嘉纳之，由是励精为治，纪律设张，赫然号中兴矣。此臣所谓自古善致治之君，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。陛下惩前日权臣专政之久，收还福威之柄，运独化于陶钧，裁万机于独断，天下翕然称陛下为英主，凛凛乎汉宣帝、光武、唐明皇、宪宗之上矣。而臣尤劝陛下揽权者，非欲陛下衡石程书，如秦皇帝，而谓之揽权也；又非欲陛下传餐听政，如隋文帝，而谓之揽权也；又非欲其强明自任，亲治细事，不任宰相，如唐德宗，而谓之揽权也；又非欲其精于吏事，以察为明，无复仁恩，如唐宣宗，而谓之揽权也。盖欲陛下惩其所既往，戒其所未然，操持把握，不可一日而少纵之，使福威之柄一出于上，不至于下移而已。臣切谓陛下欲守祖宗之法，莫若躬揽福威之权，欲揽福威之权，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学。五经泛言治道，而《春秋》者人主揽权之书也。陛下圣学高明，缉熙不倦，万机之暇，笃好此书，固尝亲洒宸翰以书经传，刊之琬琰，以诏学者矣。迩者，又命儒学近臣于经筵讲读之，是则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书，固已默得于圣心之妙。至于其间可谓揽权之法者，臣请为陛下诵之。《春秋》书王曰「天王」者，所以为人君法天揽权之法；有书「王」不书「天」者，所以为人君不能法天揽权之戒。书朝、书会者，欲朝会之权必出于天子也；书侵、书伐者，欲征伐之权必出于天子也，书僣礼乱乐者，欲其收礼乐之权也；书僣赏滥罚者，欲其收赏罚之权也。权在诸侯，则讥之，如践土之盟之类是也；权在大夫则刺之，如鸡泽之盟之类是也。先王人而后诸侯者，欲权在王人也；内中国而外夷狄者，欲权在中国也。书「盗」一字者，所以戒小人之窃权也；书「阍」一字者，所以防刑人之弄权也。凡一字之褒重于华衮者，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福；凡一字之贬重于斧钺者，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威。臣愿陛下尊圣人之经，行圣人之言，以是正天下之名分，以是定天下之邪正，以是成天下之事业，则何患乎不能监先王之宪、遵祖宗之法、革今日之弊邪？臣伏读圣策曰：「仰惟祖宗以来，立经陈纪，百度著明，细大毕举，皆列圣相授之模，为万世不刊之典。朕缵绍丕图，恪守洪业，凡一号令，一施为，靡不稽诸故实，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」。臣有以见陛下谦恭仰畏，不以聪明自居，必欲行祖宗之法，以致中兴之治也。臣以谓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，又不可不法《春秋》以揽权。臣谨按《春秋》有变古则讥之之书，有存古则幸之之书，有复古则善之之书。经书「初献六羽」者，讥隐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先王之乐也；书「初税亩」者，讥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成周之彻也。此所谓变古则讥之者也。书「犹三望」者，讥僖公不郊而幸其犹三望；书「犹朝于庙」者，讥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犹朝于庙。此所谓存古则幸之者也。襄公十一年，书「作三军」者，讥其变古也；昭公五年，书「舍中军」者，善其复古也。此所谓复古则善之者也。《书》曰：「无作聪明乱旧章」。《诗》曰：「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」。汉惠帝用曹参，守萧何之法，而海内晏然。武帝用张汤，取高皇帝之法纷更之，而盗贼半天下。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，变祖宗之法者其乱如彼，为人主者其可自坏其家法耶？我太祖、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，真宗、仁宗至于列圣，守我宋之家法者也。先正大臣若范质、赵普之徒，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，在真宗时，有若李沆、王旦、寇准，在仁宗时，有若王曾、李迪、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之徒，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。侧闻庆历中仁宗出御书十三轴，凡三十五事，其一曰遵祖宗训。二曰奉真考业。三曰祖宗艰难，不敢有坠。四曰真宗爱民，孝思感噎。故当时君圣臣良，持循法度，四十二年之间治效卓然者，盖本乎此。又闻熙宁中，先正司马光于经筵进讲，至萧何、曹参事，谓参不变何法，得守成之道，且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也。异日吕惠卿进讲，立说以破之，谓法有一年一变者，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；有五年一变者，巡守考制度是也；有三十年一变者，刑罚世轻世重是也。光随而折之曰：「布法象魏，布旧法也，非变也。诸侯有变礼易乐者，王巡守则诛之，王不自变也。刑，新国用轻典，乱国用重典，平国用中典，是谓世轻世重，非变法也」。观二臣之言，亦足以见其人之邪正矣。陛下自即位以来，固未尝不遵守祖宗成法。比年有出于一时申请，权宜而行者，致与成法或相牴牾。迩者陛下面谕群臣，谓国家政事并宜遵守祖宗，今又发于清问，以求致治之效。臣有以见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，真仁宗之用心矣。然臣复以揽权为言者，盖《春秋》讥时王失揽权之道，故诸侯遂有变法之弊。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，宜用《春秋》赏罚之权以御之可也。大臣有清净如曹参者，宜命之持循；忠正如司马光者，宜俾之讨论；变乱如张汤者，则诛之；异议如吕惠卿者，则斥之。如是则祖宗良法美意，可以垂万世而无弊矣，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！臣伏读圣策曰：「画一之法，赏刑之具犹昔也，而奸弊未尽革」。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，在乎明赏刑以革弊也。臣切谓欲奸弊之尽革，不可不法《春秋》以揽权。盖《春秋》之法，非孔子之法也，成周之法也，故杜预曰：「周公之志，仲尼从而明之」。经有书赏者，如锡命威公、锡命文公、锡命成公之类，皆所以讥时王之滥赏，非周公之赏也。有书刑者，如杀其大夫、放其大夫、杀其公子之类，皆所以讥时君之滥刑，非周公之刑也。时王失周公赏刑之法，不能革当时之奸弊，故仲尼以笔削之权代之，善劝而淫惧焉。我祖宗制赏刑之法，载在有司，画一之章，昭然可睹，创之者如萧，守之者如曹。未尝有滥赏也，而赏必当乎功；未尝有淫刑也，而刑必当乎罪。历世行之，弊无不革者，盖以圣祖神宗能揽权于上，而群臣能奉行于下故也。故司马光自为谏官及为侍从，尝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献之仁宗，又献之英宗，又献之神宗，而其二说则在乎信赏必罚也。三宗既用其言，以致极治矣。光以清德雅望，执政于元祐之初，躬行其言以革时弊，进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数人，天下皆服其赏刑之当，一时之弊亦无不革者。我三宗真盛德之君，而光亦可谓救时贤相也。今者陛下躬亲万机，一新时政，斥逐奸邪，登用耆旧，禁锢者释，告讦者诛，兹赏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。圣策犹以奸弊未革为忧者，岂今日朝廷犹有僭赏滥罚如春秋时乎？臣不敢不陈其大槩。夫人主赏刑之大者，莫若进退天下之人才。今陛下每进一人，必出于陛下素知其贤，亲自识擢可也。不然，则出于大臣侍从公心荐举可也。不然，则采于舆论而天下国人皆曰贤可也。苟不出于三者，而一旦遽进之，则议者必曰：「某人之进也，出于某人阴为之地也」。如是，则一人之滥进，有以损陛下作福之权矣。陛下每退一人，必出于陛下灼知其罪，震怒而赐谴可也。不然，则出于谏官御史公言论列可也。不然，则得于佥言而天下国人皆曰有罪可也。苟不出于三者，而一旦遽退之，则议者必曰：「某人之退也，出于某人阴有以中之也」。如是一人之误退，有以损陛下作威之权矣。昔舜举十六相，而天下说其赏之当；去四凶人，而天下服其罚之公。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赏刑为法，以虞舜用赏刑为心，执《春秋》赏刑之权以御之，则何患乎奸弊之不革耶？若夫有某劳进某秩以为赏，犯某事得某罪以为罚，此特有司之职耳，非人主福威之大者，臣不复为陛下言之也。臣伏读圣策曰：「赋歛之制、经常之度犹昔也，而财用未甚裕」。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，在乎裕财用以经邦也。臣切谓欲财用之有裕，又不可不法《春秋》以揽权。谨按《春秋》书「臧孙辰告籴于齐」者，讥庄公不节国用，一岁不熟而告急于外也；书「初税亩」者，讥宣公不节国用，变成周什一之法至于履亩而税也。书「作丘甲」者，讥成公不节国用，至于以丘而出甲也；书「用田赋」者，讥哀公不节国用，至于用亩而出军赋也。《春秋》书「告」者不宜告，书「初」者不宜初，书「作」者不宜作，书「用」者不宜用。臣由是知《春秋》赋税之书，为人君节用裕财之训明矣。昔孔子对齐景公之问政，不曰「政在生财」，而曰「政在节财」；有若对鲁哀公之问年饥，不告之以生财之术，而告之以「盍彻」。臣又知裕国之术实在乎节用也。侧闻太祖皇帝有言曰：「我以四海之富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，力亦可办。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，岂可妄用？古称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」。呜呼，大哉言乎！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。又闻仁宗圣性尤务俭约，器用止于漆素，衾褥止用黄絁。嘉祐间临轩策士，出《富民之要在节俭》以为御题，时吕溱赋曰：「国用既节，民财乃丰」。仁宗悦之，擢为第一。观仁宗取士命题之意，又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。又闻熙宁初，司马光、王安石同对，论及救灾节用事，安石曰：「国用不足者，以未得善理财者也」。光曰：「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歛以尽民财，民穷为盗，非国之福」。安石曰：「不然。善理财者，不加赋而上用足」。光曰：「天下安有此理？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止有此数，不在民，则在官，譬如雨泽，夏涝则秋旱。不加赋而上用足，不过设法阴夺民利，其害甚于加赋。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，太史公书之，以见武帝不明耳」。司马光之名言，真可谓节用理财之法、聚歛毒民者之深戒也。陛下自和戎以来，兵革不用二十年矣，是宜仓廪富实，贯朽粟陈，如成、康、文、景时可也，而圣策乃以财用未裕为忧。虽臣亦切疑之，岂国家用度之际，有所未节乎，奢侈之风有所未革乎，不急之务、无名之费尚繁乎？今赋入不及祖宗全盛之日，而用度不减祖宗全盛之时。三年郊祀之礼所不可免者，而臣下赏赐之费有可得而省也。不得已之岁币所不可免者，而使命往来之费可得而省也。百官之俸所不可免者，而冗官可得而省也。六军之养所不可免者，而冗兵可得而省也。臣所谓用度之际有所未节者如此之类，不止乎此也。朝廷往尝屡有禁销金之令矣，而妇人以销金为衣服者，今犹自若也。又尝有禁铺翠之令矣，而妇人以翠羽为首饰者，今犹自若也。是岂法令之不可禁乎，岂宫中服浣濯之化，衣不曳地之风未形于外乎？臣所谓奢侈之风有所未革者，盖在乎此也。臣又闻之道路，谓远夷外国有以无益之奇玩，易我有用之资财者。池台、苑囿、车骑、服御有未能无所增益者，中贵外戚、便嬖使令、倡优伶官之徒有未能无非时赏赐者，臣所谓不急之务、无名之费尚繁者，盖在乎此也。昔汉文帝躬行节俭以化民，而海内至于富庶。臣愿陛下揽权于上而革众弊，以文帝及我太祖、仁宗恭俭为法，以《春秋》所书为戒，则何患乎财用之不裕乎？若夫自同于聚歛之臣，献生财之术，则臣不敢也。臣伏读圣策曰：「取士之科、作成之法犹昔也，而人才犹未盛」。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士，而欲人才之盛如祖宗时也。臣切谓陛下欲人才之盛，宜揽育才取士之权。臣谨按《春秋》书「作丘甲」，《谷梁》因论古者有四民，而以士民为首。范宁释之曰：「士者，治道艺者也」。又按经书「单伯送王姬」，《谷梁》曰：「单伯者，我之命大夫也」。范宁释之曰：「古者诸侯贡士于夫子，大国三人，次国二人，小国一人」。又按《公羊春秋》曰：「什一行而颂声作」。何休因论及成周之时，井田校室之制、大学小学之法、养士取士之说为甚详。又按经赦许止之罪，《谷梁》曰：子生三月，「不免水火，母之罪也。羁贯成童，不就师傅，父之罪也。就师傅学问无方，心志不通，己之罪也。心志既通而名誉不彰，朋友之罪也。名誉既彰而有司不举，有司之罪也。有司举之而王者不用，王者之过也」。《春秋》伤时王失育才取士之权，而默寓其意于笔削之际。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范宁、何休之徒，从而发明之，亦可谓有功于风教矣。我祖宗以来，取士于科举，是古者诸侯贡士之法也，养士于太学，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。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，是有取于汉唐盛世之法也。进士科或用诗赋，或用经义，虽更变不同，而未尝不得人也。大学之士或出于舍选，或出于科举，虽作成不同，而亦未尝不得人也。二百年间，名臣钜儒，建勋立业，背项相望，莫不由此涂出，可谓盛矣。陛下往者虽在干戈日不暇给之中，而亦未尝废俎豆之事。自偃兵以来，复兴太学以养诸生，其取士之科、作成之法，一遵祖宗之旧，恩甚渥也。而圣策犹以人才未甚盛为忧者，臣辄献揽权之说焉。今取士之科、作成之法虽曰犹昔，而人才非昔者，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。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，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，往岁权臣子孙、门客省闱殿试，类皆窃巍科，而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，而欲得人可乎？朝廷比因外台之言，例行驳放，士论莫不称快。臣愿陛下常揽福威之权以御之，严诏有司，谨取士之公法，而无蹈往年之覆辙可也。至所谓作成者，盖欲作成其器，如鸢飞鱼跃，涵养其平日之刚方，而成就其异时之远大者耳，非取其能絺章绘句，以媒青紫也。自权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，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，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，欲士气之振可乎？臣闻嘉祐间，仁宗以制科取士，时应诏者数人，眉山苏辙之言最为切直，考官以上无失德而辙妄言，欲黜之，独司马光慨然主其事。仁宗曰：「朕以直言求士，其可以直言弃之邪」？擢寘异等。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。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，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，命庠序去谤讪之规，科举革忌讳之禁，有司取忠谠之论。将见贤良方正、茂才异等、直言极谏之士济济而出，如仁宗时矣，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？臣伏读圣策曰：「黜陟之典、训迪之方犹昔也，而官师或未励」。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，而欲官师之励如祖宗时也。臣切谓欲官师之励，宜揽黜陟贤否之权。谨按《春秋》隐十一年书「滕侯」，至威二年别书「滕子」，范宁曰：「前称侯今称子者，盖时王所黜」。隐二年书「纪子」，至威二年则书「纪侯」，范宁曰：「前称子今称侯者，盖时王所进」。臣切谓《春秋》时王不能黜陟诸侯，是必夫子以赏罚之权因其贤否而黜陟之也。又按经书，楚曰「荆」，《公羊》曰：「荆者何？州名也。州不若国，国不若氏，氏不若人，人不若名，名不若字，字不若子」。何休释之曰：「圣人因周有夺爵之法，故备七等之科以进退之」。臣是以知《春秋》实夫子黜陟之公法也。故为臣而知《春秋》者则必为忠臣，盖《春秋》以责忠臣之至，训迪天下之为人臣者也。为子而知《春秋》者则必为孝子，盖《春秋》以责孝子之至，训迪天下之为人子者也。我国家任官之法，上自公卿百执事，下至一郡一县之吏，无非以公道黜陟之，固无异虞舜三载考绩之法也。有学以教之于未仕之前，有法以禁之于筮仕之后，无非以公道训迪之，固无异乎成周训迪厥官之方也。故当时为官师者罔不勉励厥职。坐庙堂之上，与天子相可否者，是宰相之励其职也；立殿陛之前，与天子争是非者，是谏官之励其职也；言及乘舆，则天子改容，事关廊庙，则宰相待罪者，是御史之励其职也。百官励其职于朝，守令励其职于郡县，是以祖宗之世，内外多任职之臣，故其致治之效远出汉唐之上。今陛下任贤使能，以建中兴之治，黜陟之法、训迪之方无非遵祖宗之时，而圣策乃以官师未励为忧者，臣辄献揽权之说焉。今黜陟之法、训迪之方虽曰犹昔，而治效非昔者，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。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，而治乱之所系者莫重乎官师。曩者内外用事之臣，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，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，贿赂公行，其门如市，郡县之吏，其浊如泥，是皆官曹澄清时可堪一笑者。至于一言忤意，虽无罪而亦斥，睚眦之怨，虽忠贤而必诛。其一时黜陟皆出乎喜怒爱憎之私，无复有唐虞考绩、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，求欲其尽瘁励职，可乎？若夫所谓训迪者，盖将以忠义训迪之，使其忘身徇国而已，非欲训迪其巧进取、善造请以事权势也。当权门炙手可热之时，搢绅相率为佞之不暇，孰有以忠义相训迪者乎？至于今日而官师犹未励者，以其承积习之后，而馀弊未革故也。陛下必欲官师咸励厥职，莫若大明黜陟于上，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，又其次者付之吏部，又其次者付之监司可也。昔庆历中，仁宗黜夏竦等，用杜、韩、范、富以为执政，以欧阳脩、余靖、王素、蔡襄为谏官，皆天下之望，鲁人石介作《圣德颂》以揄扬之。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。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，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，执福威之大柄以为黜陟之法，明忠孝之大节以为训迪之方。如是，则尚何患乎官师之不励职如祖宗时乎？臣伏读圣策，谓：「奸弊未尽革，财用未甚裕，人才尚未盛，官师或未励，其咎安在，岂道虽久而不渝，法有时而或弊，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，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邪？朕欲参稽典策之训，讲明推行之要，俾祖宗致治之效复见于今，其必有道」。臣仰见陛下愿治之切，思慕祖宗之深，欲聿追其盛德大业者，可谓勤且至矣。然臣已陈揽权之说于前，且以《春秋》，为献。抑尝闻先儒曾参有言曰：「尊其所闻则高明矣，行其所知则光大矣」。《春秋》之学，陛下既已深得之，复能尊其所闻，行其所知，揽福威之权以守祖宗之家法，则赏刑当而天下悦矣，奸弊不患乎不革；节俭行而天下化矣，财用不患乎不裕；取士公而贤能出矣，人才不患乎不盛；黜陟明而邪正分矣，官师不患乎不励。祖宗致治之效，又何患乎不复见于今邪？若夫所谓道虽久而不渝，法有时而或弊，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。臣按先儒释《春秋》有变周之文、从周之质之说，又有商变夏、周变商、春秋变周之说。臣以谓《春秋》未尝变周也，特因时而救弊耳。又尝闻董仲舒之言曰：「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，故政有眊而不行。救其偏者，所以补其弊而已矣」。我祖宗之法譬犹大厦，弊则修之，不可更造。苟不知遵守而轻务改更，臣恐风雨之不芘也，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。臣愿以仲舒补弊之说为献，可乎？若夫所谓「推而行之，有非其人」者，臣按《春秋》书「乃」一字，如「公子遂如齐，至黄乃复」之类，《谷梁》释之曰：「乃者，亡乎人之辞也」。盖言任用不得其人耳。又尝闻荀卿之言曰：「有治人无治法」。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，苟得其人，监于成宪常如傅说之言，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，率由旧章常如诗人之言，则夏商周虽至今存可也。汉唐之法亦非不善也，苟得其人常如曹参之守法，宋景之守文，魏相、李绛之奉行故事，则汉唐虽至今存可也。祖宗之法非不甚善也，苟得其人常如司马光之徒持守成之论，则垂之万世与天地并久可也。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，则今日又不可不慎择焉。臣愿以荀卿有治人之言为献，可乎？若夫参稽典策之训，则有历朝之国典在焉，祖宗之宝训政要在焉，有司之成法在焉，朝廷之故事在焉。陛下宜诏执政与百执事之人参稽而奉行之可也。若夫讲明推行之要，则无若乎揽权。陛下提纲振领，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。陛下终策臣曰：「子大夫学古入官，明于治道，蕴畜以待问久矣。详著于篇，朕得亲览」。此陛下导臣使言，臣不敢不尽言也。臣闻人主开求言之路，必将有听言之实。人臣遇得言之秋，不可无献言之诚。盖求言之路不常开，而得言之秋不易遇。今陛下开求言之路，而臣遇得言之秋，陛下有听言之实，臣其可无献言之诚乎！臣复有一言以为陛下献者，欲陛下正身以为揽权之本也。按《春秋》书正者，杜预谓欲其体元而居正。《公羊》又有「君子大居正」之说。谓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者，董仲舒之论正也。谓人君所行必正道，所发必正言，所居必正位，所近必正人者，刘蕡之论正也。臣观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，莫如周文王，不能正身以化下者，莫如汉武帝。文王宅心于正道之中，其勤劳则日昃不遑暇食，不敢盘于游田，以庶邦万民惟正之供，故能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，见于《思齐》之诗。在位之臣皆节俭正直，见于《羔羊》之诗。人伦既正，朝廷既治，天下纯被其化，又见于《驺虞》之诗。文王能自正其身，而其下化之如此。若夫武帝则不然，其所以自治其身与其下应之者，皆不正也。帝好谀也，故公孙弘曲学以应之；帝好刑也，故张汤曲法以应之；帝好利也，故孔仅、桑弘羊以剥下益上应之；帝好兵也，故卫青、霍去病以拓土开疆应之；帝好夸大也，故司马相如作《封禅书》以应之；帝好神仙也，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应之。武帝不能自正其身，而其下应之如彼。臣愿陛下以文王为法，以武帝为戒，端厥心居以为化本，非正勿视，非正非听，非正勿言，非正勿动。其用人也不必问其才不才，而先察其正不正。是果正人也，其进则为治之表，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与之进乎？是果不正人也，其进则为乱之机，其可以其才有馀而使之进乎？其听言也必观其言之是与非，斯可以见其人之邪与正。有逊志之言必将察之，曰：彼何为而投吾之所好哉，是必不正人之言也，是言之有害于我者也，其可以其逊吾志而受之邪？有逆耳之言必将察之，曰：彼何为而犯吾之所恶哉，是必正人之言也，是言之有益于我也，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邪？左右誉言日闻必察之，曰：是必不正人也，是必阿大夫之类也，是必善结吾左右以求誉者也，退之可矣。左右毁言日闻必察之，曰：是未必非正人也，是必即墨大夫之类也，是必不善结吾左右以致毁者也，进之可矣。如是则一念虑无非正心，一云为无非正道，左右前后侍御仆从罔匪正人，殆见四方万里，风行草偃，莫不一于正矣。臣愿陛下以是为揽权之本，而又任贤以为揽权之助，广览兼听以尽揽权之美。权在陛下之手则所求无不得，所欲皆如意，虽社稷之大计、天下之大事，皆可以不动声色而为之，况区区四者之弊，尚何足以轸渊衷之念哉！臣闻主圣臣直，惟陛下赦其狂愚，不胜幸甚，臣昧死，臣谨对。

臣闻之，天下之患，莫大于使学者弃难而图易，因利而求害也。昔之圣人惧人之浅其所习也，于是乎有所谓难者而使之必知；惧人之溺于所谋也，于是乎有所谓利者而使之必贵。圣人非切切然于所可缓也，盖举天下弃难而图易，则其学之难者，将使何人而知之？举天下因利而求害，则其事之利者，将使何人而贵之？圣人固不安于此也。嗟夫！君子之学，其亦求至于难者耳。天下之理，其粗著于显然易见之间，而其妙寓于隐赜难明之际。得其一说者，不若得其说之全；得其一意者，不若得其意之尽。若以一说一意之易而遽止焉，其何贵乎君子之学哉！圣人曰：「吾必使学者不弃难而图易，则至难之理，彼或可得之矣」。天下之事必有利害之殊，世固可以去害而就利，而又岂可因利而就害哉？吾之心将以致某利也，然其致之甚艰，利未及我，而害已踵至，则亦为甚不可。今夫学者固有以某事而致某利也，若以某事而致某害，圣人安得不穷其致害之由而绝之？是二者之说常存于选举之间，众人之所忽而不思，而智者每以为虑，岂非为学者之所轻重，抑有不可不讲者欤？自周家有乡举里选之法，而由汉迄唐，其制屡变而不一，以至于我国家，所以剔蠹而刬弊者，亦靡不至。天下之士率三岁而偕计于乡邦，又程之南宫，然后天子亲策而予之仕。其察之不为不详，其官之不为不审，凡有志于此者，亦莫不激昂淬励，以求自奋于一日之程，盖亦以法之可行。此天下所以常行而不倦。虽然，事不以法而不生，而法常以事而必变。如今之选举，其大概固合乎人情，若其间或有使学者弃难而图易，因利而就害者，此则不可以不革也。何以言之？士之于言语文章，犹人必有饮食衣服之具；学之必以经，犹衣之必以桑麻，食之必以谷粟也。舍桑麻谷粟而为衣食，则其用必不可久；舍经而为学，则其理必不可造。而今之学，徒志于傥来之荣，而不先正其在我者，故以十人求之，而舍经习赋者，则已七八矣。彼非恶夫经也，必曰习词赋者，虽仓猝而可为，而通乎经者，非累年不可也。知其难而弃之，而不知夫难者盖理之所会；知其易而图之，而不知夫易者实理之所阙也。乌有以君子之学而自阙其理哉？噫！言物者耻一物之不知，问字者耻一字之不辨，学焉而不志于通经，亦已惑矣。臣非敢以习赋者之举不知经也，然其间或有以古人志学之年，一朝挟雕虫之艺而遽被乡书，有老儒通经者之所不可得。盖有徒惑一时缀缉之工，遂以谓过于通经隐奥之说，此其为大可革也。往者朝廷两行兼经矣，然不待再举而又易之。其说则曰：「词赋非老儒之便也」，是以一变而不复用。不知其以经义进者，若果有卓越之论，虽曰赋不及之，要亦宜置高等。况其既通经学，则所谓词赋者，殆不过在不能工巧之失，必非芜缪而举不足读也。苟以如是之说而试之，又安足为老成者之病哉？故曰弃难而图易也。臣愚以为宜申前制所未尽者，率自今日始。然前日之法，尝以大经之义二，小经之义一，以为一日之长，则其文或几于太简，又安能尽见能否之实？宜于大经之义，益以一篇，而其小者则如旧制，庶几学者有所本而不杂。今川蜀之士来廷试者，盖肇于辛未之春，以迄于今日而不变。朝廷亦欲使其皆试于廷，以均远迩之势；而蜀之士子亦欲观光上国，或能为魁选之荣。若以此推之，则亦何害之可云也！而臣尝得于蜀人之言，皆谓因利而就害者，莫过于此。夫蜀之距上都几万里，方冬之仲月，固以挈挈而在道。彼以万里之涂，必有数百千之储而后可达。然又道路奔冲之劳，疾病安养之事，其贫且无力者，必鬻产通贷而后行，或以此而破家者。而往来之久，力疾而归，抱疾而死者，往往有之。彼之心固将以谋利也，而或有破家者，有殒身者，此不亦甚可恻哉！故曰因利而就害者。臣愚以为宜立一格，有以酬其欲来之心，而绝其就害之路。凡魁蜀之省闱者，其恩列之视大魁略杀一官；而列于二三者，则与廷试之五名者等。庶几不失蜀人之本心，而深革其远至之害。然今之来者，固不能却而使之归。若因其归涂，增其驿券，亦足以为寒儒之助。凡此皆能救学士大夫之病，而世之论者，遂指为迂阔而不一言。噫！文章与时高下矣，岂可使之弃难而图易？君之仁者，善养士矣，又岂可使之因利而就害也哉？臣之所言，其亦虑夫可为而不为也。

仁义法制，帝王之所以维持天下之具也。贾生之言曰：「仁义人主之芒刃，法制人主之斧斤」。是岂真知仁义法制者哉！三代之所以为仁义者，井田、封建，其大法也。秦举先王之法而尽弃之，不二十载而社稷为墟。汉高帝与群雄并起而争天下，天下既定，异姓而王者八国，故大封同姓以镇之。末年异姓浸少，而同姓日以强大，所赖通侯诸将参错其间，而郡县往往秉其阨塞地利。景、武之间，同姓既微，而通侯之子孙绝灭殆尽，独郡县之权无恙也。汉法日密，而权浸以轻矣。中外殚微而奸邪生心，为天下者，果可无大法以维持之邪？中兴悉监前弊，并宰相之权而收之，政不任下，事归台阁，先王之大法日泯，而享国之长不减前汉，何也？唐兴，在民则有口分、永业之田，在官则有租、庸、调之法，为之刺史、都督以统之，而府兵之法常足以制天下之变。府兵既废为彍骑，则立节度于外以捍边陲，及节度之兵既强，而天下之权在藩镇。虽为唐家之患无虚日，其间庸君暗主往往绝而复续，盖亦藩镇角立于天下，而其势未易以亡也。藩镇天下之弊法，唐亡犹赖以不速，法庸可少邪？五代之际，藩镇之祸极矣，艺祖一兴而四方次第平，藩镇拱手以趍约束，艺祖因得以尽收其权，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，以京官权知，三年一易，财归于漕司，而兵各归于郡，朝廷以一纸下郡国，如臂之使指，无有留难，自管库微职必命于朝廷，而天下之势一矣。积而至于今日，而郡县之权日轻，虽有贤守令，举足造事，一不当豪民之意，摇手往往足以撼动之；而朝廷科条日密，更易不定，吏民不相习知，举天下郡县而皆可以撼动，是何以尊朝廷而壮国势哉！今庙堂如逵路，侯王如富室，兵民无制，文武相伺，所赖以维持天下者，往往按之古而不合。愿与诸君讲求其故，以待上之采择。

患目前之难为者，其正大宏远之法常至于不得立，此甚可惜也。昔者戴盈之告孟子曰：「什一，去关市之征，今兹未能，请轻之，以待来年」。夫盈之所谓未能者，岂非以其目前之近患也哉？而孟子诮焉，谕之曰日攘邻鸡者，以为直当速已而勿为耳。夫不计其事之利害而独论其义之是非，以孟子为之，必有道焉，而盈之之智不足以及此欤？然则不能反先王之政而甘心于末利之征，岂亦后世有不得已者？往者诏书宽大，取凡州县之关征非朝籍所置者尽废之，盖庶几于周文之治焉。既而又蠲畿甸之内其为商之征者一岁，以今之厚利举而委之州县。然则虽文王亦未必能也，所谓正大宏远之法，其将由此而遂立欤！虽然，自关征之废也，州县官吏皇皇然自以不足为忧，而都畿之内又方病其岁家之不给，虽出内府之藏以偿其入，而顾以为隐征羡利在于倍称之外者，今无所从得焉，而问其目，则曰官吏之禄也，兵之廪也，朝廷百事之须也，是固不可缺者。嗟夫，此特目前之近患耳。虽然，以仁心行仁政，其势常沮挠于目前之近患，而有大于此者，则将真不可欤？今将讲求孟子之遗意，其所以能速废而立政者，必不使有目前之患以自沮其良法，而遂宽盈之之忧，可乎？夫果若是，则岂惟关市之不征哉？夫果不若是，则凡为厚歛多取之术者，固后世为国者之正义也，其何以辨之？愿尽心焉。